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步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一“新发展阶段”，我们理解，大致是指我国未来30年，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历史征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
新发展阶段，“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两个百年”历史交汇，意识形态领域使命任务更加艰巨，阶段性特征更加显著，阶段性挑战更加突出。要确保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坚强政治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必须对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必须对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紧迫性作更加深入、更有针对性的分析研判，必须对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艰巨性作出更高瞻远瞩的战略性部署，才能实现新时代意识形态战术上积极作为、战略上积极主动。
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高度的方向性、系统性、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特点，又具有隐蔽性、动态性、敏感性、颠覆性等显著特征。意识形态是高度形而上的客观存在，一部分可视可闻可感知，但更多的是看不见摸不着。意识形态战线是特殊战线，意识形态战争是特殊战争，意识形态阵地是特殊阵地。意识形态的战斗和战争始终在进行，且更加你死我活，虽然它没有硝烟、悄无声息。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作出全面系统阐述，同时也是新形势下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大部署，是我们在新发展阶段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面向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应更好回答以下重大问题：一 是如何使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入脑入心，就是“举旗帜”的问题；二是如何更好把握“最大的政治”、做好这个“最大的政治”，就是“聚民心”的问题；三是如何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育新人”的问题；四是如何更好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是“兴文化” 的问题；五是如何把我们的价值理念、制度优势、 发展故事等讲出去，赢得更广泛的接受和认同，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就是“展形象”的问题。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对我国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和安全挑战的系统回应，意识形态建设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高度重视的重要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多次强调意识形态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一个国家要持续发展，一个政党要执政兴邦，就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阵地，夯实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不论在任何时候，不论形势如何变幻，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话语权、管理权决不能旁落，阵地决不能丢。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能不能守住意识形态领域阵地，能不能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此，我们必须始终头脑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
第一，意识形态工作是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任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我们需要全面把握的“两个大局”，是我们分析世界形势变化、认清发展历史方位，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引。从国际上看，随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的日益密切，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中国之治在国际社会 广受好评的同时，各种曲解、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论也不绝于耳。特别是当前一些西方国 家利用其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的话语优势，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攻势，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从国内看，一些错误言论和观点不时出现，并且传播方式变得更为隐蔽、灵活。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都是我们不能回 避的挑战。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旧严峻，疫情的持续蔓延也激活了长期潜伏于国内外社会的意识形态病毒，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凸显。在“十四五”即将开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历史性交汇的重大节点上，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必须站在“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方能做到高瞻远瞩。
第二，意识形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应有之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宽，影响国家安全的内外部因素也日趋复杂。习近平总书记精准研判时代发展新变化和国际国内新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家安全新理念，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一方面，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但意识形态安全始终作为 国家安全的关键内涵贯穿于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是维护其他各领域安全的思想和理论根基。一旦在意识形态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出现偏差、犯了错误，就会引起政治、经济、文化和网络空间等领域的连锁反应，最终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颠覆性的灾难。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的高度，以整体、全面、可持续的视角分析把握意识形态安全，统筹兼顾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领域安全的关系，科学处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共同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大局，推进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协同发展，为国家安全夯实牢不可破的思想防线，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提供强大保障。
第三，意识形态建设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高度重视的重要领域。2021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谋划长远，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中国擘画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新图景。着眼时代大背景，一方面，意识形态建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建设既为保持战略定力、树立底线思维夯实了精神支柱，也为实现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供了精神动力。只有清醒认识新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严峻挑战，站在全局战略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才能更好地凝心聚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时代背景与重要挑战
新技术革命导致当前的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发生变革，人们的价值观念、互动方式发生转变。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价值追求，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剧烈变化，意识形态领域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明显增多，各种潜在风险不断增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各国利益和命运紧密相连，深度交融”。在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的今天，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改变了传媒生态和传播方式、话语权框架、传统的意见表达和交流的方式，具有强大的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虚拟性等特点。包括互联网技术在内的新技术从形式到内容深刻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每个人都能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发布观点、社交娱乐、学习工作等，也使其日益成为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最大变量”。同时，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也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纷繁复杂的各类信息“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外大量信息的涌入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成为利益表达、舆论斗争、思想争锋、价值博弈的主战场和主要武器。这些都极大增加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和挑战。
如何构建“人心—人—阵地”的安全链条，是当前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就长期存在，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演进，社会中的传播方式、阅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公众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话题内容以及话语形式等方面逐步多样化、 多元化，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由此更加突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冲突日趋激烈，复杂性甚于以往。因此，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尤为重要。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舆论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关系密切，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和发展大势，必须尊重意识形态建设的固有规律，对“人心—人—阵地”这一安全链条进行缜密的逻辑建构。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阵地，最重要的是对包括各种社会群体在内的人的特质及需求的了解与掌握，而其中的核心问题 是如何深入人心、争取人心，深刻理解“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当前，基于不同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受碎片化、真假难辨信息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点形形色色，无论是观点还是偏见，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如何凝聚人心，以何种方式增进共识，成为左右意识形态建设、事关国家安全、能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课题和挑战。“十四五”时期，我国把“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作为重要使命任务，我们既要自信，又不能掉以轻心，要在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上下功夫，更好地振奋全党全国人民的士气和精神。
在意识形态生态治理中，治理主体能否秉持科学的治理理念，对意识形态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意识形态阵地进行的是没有硝烟的斗争，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社会兴衰成败；意识形态建设又关系着理论传播生态的构建，其中蕴藏着对社会产生变革作用的思想力量。因此，作为主导性因素，意识形态生态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是否先进、治理依据是否科学、治理手段是否与时俱进以及其是否站在人民立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与否。治理理念的保守落后必然导致治理主体工作方法的保守落后，工作方法不与时俱进，必然影响意识形态建设成效。治理主体不够强大，一系列问题便会接踵而至：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因缺乏创新能力而难以抵御新技术革命对意识形态阵地发动的攻势，从而落后于社会发展和思想变化的步伐；其次则是面对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权威认同的不坚定而难以进行科学引导，使意识形态生态治理趋于无序分散的发展状态。除此之外，“两个大 局”背景下宣传工作中局部存在的形式主义、单一化、片面化、思想与实践的脱节等，都是意识形态建设中治理主体需要警惕、尤当关注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破解，归根结底都要求治理主体具有较高的内在素养和政治敏感度，特别是在理论武装工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闻舆论工作、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诸多方面，能够展现出较强的创新能力、判断能力、引领能力。只有治理主体强大，切实承担起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始终保持及时回应现实挑战的本领，我们才能赢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主动。